甘肃泾川与西王母民俗文化
——’99泾川海内外西王母民俗文化(神话)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999年10月18日)
柯 杨
各位贵宾、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正当陇东黄土高原秋高气爽、农副产品丰收的季节，大家来到了“西王母文化”发祥地的泾川县，出席西王母神话与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对大家应邀出席这次盛会，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因为，这是泾川县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知名的专家学者聚会，共同探讨西王母神话传说及其民俗文化的意义。诸位的到来，为回山添彩，为瑶池增辉，为泾川人民撑了腰，鼓了劲!
关于西王母神话、传说、故事的记载，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虽然不少，但除个别篇章外，绝大多数都属于片断性质，相互间且多矛盾之处，充分显示出这类神话传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化的痕迹。至于西王母神话传说的学术研究，虽有一批论文问世，但大多数仍属书斋里的案头作业，尚未能与田野考察紧密结合，许多结论也还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以说，关于西王母神话传说的科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搜集，方法的切实改进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之所以筹办这次会议，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请诸位在西王母文化之乡的泾川，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体会一下西王母文化在泾川这块土地上历史之长，扎根之深，影响之大。
为了使大家对泾川与西王母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并为各位学者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点基本的线索，我在这里把泾川与西王母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向大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泾川县西王母文化的遗存，可以分为文献记载、碑刻史料、文物古迹和民俗活动四个部分来说明。
一、文献记载
在座的学者们都知道，记载西王母神话传说最多的古籍，主要有成书于战国，又经秦汉人增删的《山海经》，汉代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下士所撰的《淮南子》，晋武帝太康年间汲人从魏襄王墓中发掘出的《穆天子传》，六朝人借班固之名而撰写的《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另外，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魏晋南北朝时的人借东方朔之名所撰写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中亦涉及到了。至于汉魏乐府、唐代诗歌等作品中将西王母传说作为古史加以联想、发挥的，也为数不少。这里，我只就一些重要的史料与泾川有关的记载来证明：泾川是西王母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西母”二字。时间约在公元前14世纪前后，是我国最早关于“西王母”的文字记录。编纂于秦汉之间的《尔雅·释地》中有“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这句话，可说是把“西王母”作为地域名或氏族名的最早文字记载。“西王母”这个词最初是作为中国西部的广袤地域概念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氏族部落的统称来使用的，后来又成为西戎母系氏族部落女酋长的专名。古籍中多称西王母在“昆仑之丘”，这又是一个广袤的西部地域概念，最初是指青藏高原的东部，即祁连山及其东部支脉的高原地区。这个地区，主要包括现今的甘肃、宁夏、青海的东部，可以叫做“中国古代的昆仑文化区”。活跃在这个地区的主要是当时西北的游牧民族羌戎集团。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华夏民族势力的向西拓展，多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和人们地理知识的进步，“昆仑之丘”的地理位置才逐渐西移。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说：“华人对于西域，地域上知识愈进步，则西王母的位置愈移西方”①。郑振铎先生也说：“他(指周穆王——柯注)所经游的只是在今日河套的前后，即今日的陕西以外的甘肃、宁夏、绥远一带。这恐怕是周民族势力或文化所及的最远的边陲了。”②历史学家吴晗则认为：“西王母”是公元前3000左右活动在陕甘高原的“西戎”即犬戎的别名。③这三位学者的见解平实而可信，有助于加深诸位对泾川在西王母文化中地位重要性的认识。
从《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在秦汉以前，中国西部的泾、渭、洛三河中上游一带，有“回城”、“回中宫”、“回中道”等一系列与“回”字有关的地名和建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今平凉崆峒山)，过回中”的话。泾川古称回中，这是古文献的记载能够证明的。比如，在《汉书·汉武帝纪》中所载“(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通回中道”这句话下面，颜师古先引用应劭、孟康、如淳三人之说，然后自己加以分析，指出其正误。全文如下：“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通治至长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险武帝故宫。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HT5”，6”〗氵〖KG-*2〗开〖HT5”，5SS〗也。师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而云治道至长安，非也。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萧关。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宫在〖HT5”，6”〗氵〖KG-*2〗开〖HT5”，5SS〗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文中所说的安定，就是今天的泾川，始设于汉武帝元鼎三年(114)。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上》中写道：“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这句话虽然不是什么确切史料，但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地望在人名中的反映。泾川县城附近有山，叫回中山，简称回山，山上建有王母宫。秦始皇所经过的“回中”，无疑是指今天的泾川一带，而《史记·赵世家》中所谓“(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的地方，大约也在泾川回山。因为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传说，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史实：周朝多次西征，大都是讨伐西戎的战争，周穆王与西戎部落重归和好，并与其女酋长以礼相见，使西部社会得以安定，各氏族得以友好往来，被传为佳话盛事，这才导致了《穆天子传》的产生和许多美好传说的流传。
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刘彻从元封四年(1077)“通回中道”到后元元年“遂幸安定”20年中，曾9次到“回中”或“安定”。这是西汉最富神秘色彩的天子之旅，朝野闻名，记述甚多。他到泾川来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会见西王母，寻求长生不死的仙果与圣水。唐代诗人胡曾有《回中》诗：“武皇无路及昆丘，青鸟西沉陇树秋。欲问生前躬祀日，几烦龙驾到泾州。"这首诗不但指明了回中与泾州是一个地方，而且道出了汉武帝在泾川回山拜访西王母的历史事实。可见，至迟在唐代，泾川回中山已成为全国公认的西王母圣地。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收录了汉代铙歌古辞18首，其中第4首《上之回》正是当时民间对"汉武通回中道，后数出游幸焉"(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颂扬。“上之回”这三个字，是该歌辞首句“上之回所中”的前半部分，借来作标题用。全部歌辞是“上之回所中，益夏将止。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后来，唐代诗人如沈亻全期、卢照邻、李白、李贺及宋代诗人陆游等，均以《上之回》为题，写了不少诗作，且都提到了“回中”这个地名。当然，最为著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于开成三年落榜后游历泾川回山瑶池时所作的《瑶池》一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我们抛开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藏的寓意不说，单就字面而言，说明唐代的人们认定泾川回中就是西王母的发祥地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泾川博物馆存有一份清代重修王母宫的《共成善果》册，其中说：泾州近郭回中山，乃名山也，西王母处山之巅，有王母宫，建自西汉元封年间。这条材料尚属孤证，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清人林则徐的日记中，却描写了他当年被贬新疆途经泾川时所见到的王母宫，并指出有“回中降西王母处”的巨碑存在。这个碑中的“降”字用得很妙，是西王母降生之地?是西王母从天而降?抑或是从更远更高的昆仑之丘来到了相对低凹的泾川行宫?其中颇有文章可作。杜甫在其《秋兴八首》中写出了“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的名句，陶渊明也曾在他的《读〈山海经〉》之二中写道：“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可见，这位大诗人当时就已把西王母当做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来对待了，不但强调“馆宇非一山”，还表白“宁效俗中言”，颇有点儿民俗意识。1890年前后，谭嗣同过泾川，留下了“为访瑶池歌舞地，飘零黄竹不堪听"的诗句。1942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来泾川，为王母宫写了一幅对联：“千年气接文孙驾，万里云开王母宫”。以上材料都证明，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泾川始终被作为西王母民俗文化的中心来对待，是其它任何地方难以超越的。
二、碑刻史料
北宋四朝元老、翰林学士陶谷所撰、大书法家上官亻必书的《重修回山王母宫颂》为最重要的碑刻。此碑完成于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其中记载着有关泾川西王母的传说和重修王母宫的经过，此碑现存于王母宫山石窟院内的碑房，大家可以亲临现场观摩，我这里就不罗嗦了。第二块重要的石碑，是明代嘉靖壬戊年五月(1522年)由当时的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兰州人彭泽所撰的《重修王母宫记》，也被保存在回山脚下。另外，甘肃现代文人张维(鸿汀)在其《陇右金石录》中，曾收入泾川的34块古碑拓片，其中与西王母或王母宫有关的共7块，可惜现在只有部分存留，大家可以在回山石窟院内看到。
三、文物古迹
相传泾川王母宫始建于西汉元封年间，如果确实，距今已2100多年，恐怕是最早最大的王母宫了。它不似其它地方一庙、一地这样简单的遗存，而是一处专门的完整的关于西王母的圣地。后来，屡毁屡建，规模曾相当宏伟。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宋天圣年间及明代正德九年(1514)至嘉靖五年(1526)的两次大规模重建，但清同治年间却毁于战火，仅存金代大安铁钟及部分石碑。从1991年开始，台湾同胞与泾川人民携手重建王母宫，1994年建成西王母大殿，今年建成了东王公大殿，同时，还建起了三道天门，计划在经济条件改善的前提下，按存留的古王母宫图，将其一一复原。这可说是几代泾川人民的心愿，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
在回山侧，瑶池古迹尚存，池清水碧，环境幽雅。回山下的回屋，有西王母座像一尊，还有西王母与周穆王、汉武帝相会的摩崖浮雕。它们虽非古迹，却也早已成为回山一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另外一些古迹，尽管与西王母无关，却也显示了泾川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比如，以王母宫命名的王母宫石窟，座落在王母宫山(回山)下，是北魏时开凿的佛教石窟，以其古朴、典雅著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南石窟，在县城东8公里处，开凿于北魏，以其高大、精美的石雕佛像而著称。《南石窟寺之碑》，亦以其书法精美而享誉全国。周代著名的共池遗址，在泾川城关镇水泉寺村。这个村子，还以出土了唐代的舍利金银棺而闻名华夏。距县城不远的罗汉洞石窟也颇有规模。
四、民俗及有关活动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泾川人都要举行传统的西王母庙会。其俗开始于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即宋代重修王母宫开工的日子，至今已有1031年的历史，即使在10年“文革”中亦未中断。这个庙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论是否信仰道教，不论是否朝拜进香，不论是否贡献布施，都无所谓，大都以祈求长寿幸福、国泰民安为主旨。每逢此日，不但本县和附近各县的老百姓都要登一回王母宫山，甚至陕西、宁夏的人也奔波数百公里前来朝拜王母。尤其是这天下午，泾川人几乎是倾城出动，有时达数万人之众，人群磨肩接踵，道路为之阻塞，的确蔚为壮观。近10年来，台湾道教信仰者来泾川朝拜王母者日众。先后共50批，2000多人。尤其是其中“积善丹鼎派”更尊西王母为其主神兼祖先神，称她为“母娘”或“金母”。总之，泾川西王母庙会规模之大、历史之久、影响之远，在全国所有西王母庙会中可谓第一，甚至成为心系两岸、促进统一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载体。
其次，在泾河一带的百姓中，尤其是在妇女中，对西王母长期存在着祖先崇拜意识。他（她）们的家乡，就是西王母的故土，他(她)们就是西王母的后裔。他(她)们的崇拜方式，除了一年一度到王母宫庙会朝拜外，在平素遇到大喜之事或不幸遭遇时，也会在心中默念王母之名以示感谢与祈求护。再者，一辈又一辈的老人向自己的儿孙们讲述西王母的神奇故事和传说，叙述西王母的功德和业绩，也是他（她）们祖先崇拜意识的反映。这是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原因，恐怕与西戎和华夏民族早就相互融合有关。古籍中不但有“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的记载，而且有“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史记·邹阳传》）的说法，证明西戎与华夏民族的密切交往与相互融合的历史极为悠久，而其古老文化因子的遗传至今仍然不衰，这样，西王母便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祖先之一，与伏曦、女娲、黄帝、炎帝、蚩尤等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三、西王母民俗文化，还或显或隐地表现在泾川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山海经》中说西王母“穴处”，而至今泾川县农民还有许多人住在窑洞里，有“崖窑”、“地坑庄子”等之区分，大家可以亲自参观一下各式窑洞，并体会一下古代西王母“穴处”的滋味。再说饮食方面。以细长面（泾川人叫“臊子面”）为代表的王母宴菜系有30多个品种，小吃60多个品种，用面粉做成的寿桃、虎馍等动植物造型的面食更多。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寿礼上有吃长寿面的风俗，而用手工擀薄切细的长面条，却发源于包括泾川在内的黄河中游及其支流一带。在这次会议上，好客的泾川主人，已聘请了好几位农村制作面食的高手来为大家制作百分之百正宗的泾川面食，保证各位品尝之后终生难忘。泾川出产的水果达30多种，以苹果和梨为代表，桃子也有，可惜过了季节，大家是吃不到王母娘娘的蟠桃了。以刺锈、剪纸、布绢制品等民间手工艺品在泾川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虎帽、虎枕、虎鞋及各式动植物荷包，不仅充分表现了泾川农村妇女的智慧和手艺。也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古老西王母文化中崇虎的遗风，大家在欣赏之余，还可以买一点带回家作为泾川之行的纪念。泾川还有一种民间艺术也值得在此说说，那就是著名的陇东皮影戏。最初是在大窑洞里面表演，以神话戏所占比例为最大，其中当然少不了有关西王母的戏。泾川现在存有各式皮影影人上千件，是一宗很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遗产，有待进一步地开发和弘扬。
以上，就是我对泾川与西王母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简略介绍。
最后，我还想就西王母民俗文化研究面临的跨世纪课题，谈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予各位专家学者。
(一)西王母民俗文化既是整个中国的，又是区域的，它必然受到地理的、民族的、历史的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加强区域民俗文化资料的搜集、建设与区域民俗文化的基础研究，便成为当务之急。泾川县的学者有责任向全国的民俗学、神话学界提供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也希望全国学者与泾川的学者们加强联系，提供信息，交换资料，使西王母民俗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
(二)多学科的交叉或综合研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西王母民俗文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古籍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它不但需要实证性的田野作业的配合，还需要口头文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应用和启发，才可能有大的突破与进展。
(三)横向的比较研究必须加大力度。关于西王母神话传说的产生或流变，已经出现了“中国说”、“中亚说”、“西亚说”、“印度说”、“阿拉伯说"等种种不同的观点，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完全不必紧张，也不能过于情绪化地对待，而应当采用平静的、科学的态度。究竟其本源在何处?谁影响了谁?都是可以讨论的。万众一词，没有分歧，学术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分歧是进步的契机，对立是繁荣的基础。只有通过扎实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和学术观点上的平等交锋，问题才会逐步明朗化，并最终获得解决。
我们甘肃的学者们，当然认为泾川是西王母民俗文化的发祥地，且有充分的理由。但也欢迎不同观点的出现和交锋。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为强化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名言，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不但适用于国际文化交流，也适用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繁荣。
(四)要加强民俗文化重建的应用性研究。在当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较量正在进行，许多传统民俗文化也正在急剧地改变着、消亡着。尤其在目前市场经济和商业运作不断强化的形势下，民俗文化的重建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既有优秀传统民俗的被正确解读、合理包装，走向市场，发挥了潜力，又有恶习陋俗的沉渣泛起和民俗文化的伪劣包装，情况不容乐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必须加强民俗学的应用性研究，促进研究成果向“社会化再生产”的转换，这不但是民俗学的学术研究求生存、求发展的大势所趋和民俗学家们良知和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创造性地保存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一些地区的经济腾飞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的重要举措。泾川作为一个农业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仅仅依靠农副产品的加工，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泾川县西王母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再加上温泉和石窟艺术等，开发和利用问题已被提上日程。如何使这些资源优势得到科学的、合理的开发而不致误入歧途，如何避免某些地方所出现过的失误，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在参观、调查的过程中，能提出建议和设想，帮助泾川人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再上一个台阶。
殷切希望大家在泾川过得愉快，有所收获。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柯杨，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国家高教部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